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

        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，这是当前司法实务中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。一种观点认为，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，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，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，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，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来确定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，因而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，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，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，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，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。笔者认为，片面地强调“身份”或“公务”，都有失偏颇。因为“身份”和“公务”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两大要素，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，因此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时，必须把“身份”和“公务”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，慎重认定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对那些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视为国家工作人员；对那些接受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委派，代表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等工作，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委派到非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而无论其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。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这里所说的委派，区别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二第二款中的委托。该法条规定“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?、窃取、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，以贪污论。”这里“受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”，主要是指因承包、租赁、临时聘用等授权管理、经营国家财产的人员，不应包括国有单位正式、长期聘用的工作人员，正式、长期聘用的工作人员，应当认定为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，“受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”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只是刑法为了加强对国有财产的保护而作出的特别规定，只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，不能成为受贿、挪用公款罪的主体。⑶以此为依据，让我们返回来分析上述案例。案例A中，被告黄忠池、张广生作为下岗工人，经其他下岗工人民主选举或聘请，临时担任留守处主任或副主任，显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。所谓的“留守处”在湖北省葡萄糖厂破产终结后，亦无破产法上的依据，如果硬要对其性质进行界定的话，只能算下岗工人组织的一个零时性的自治组织，黄经民主选举为主任，又聘请张为副主任，他们虽然经阳新县经贸委书面认可，但笔者认为不能认定为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委派到非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至多只能认定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，亦非公务。案例B中，被告人李相林虽然具有国家干部身份，但其担任的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中党支部的书记，其所从事的工作与受贿罪中的“公务”无涉。阳新县国税局与承建方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，究竟将工程交给谁承建，其决定权理应在发包方。被告人李相林只是利用了他的熟人关系和担任村支部书记（而非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）的职务之便，帮明道松说了话，他没有最终的决定权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依据罪刑法定原则，上述被告人黄忠池、张广生、李相林均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