抢劫罪行为方式之暴力手段的界定

        暴力：“暴力”一词，在刑法中非常常见，涉及到“暴力”的罪名和行为有很多，诸如强奸罪、强迫卖淫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刑讯逼供罪、暴力取证罪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、侮辱罪、强制猥亵妇女罪乃至特殊防卫中的“行凶”等。上述诸罪中“暴力”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相同。
        国外学者将“暴力”的含义分为四类：一是最广义的范畴，认为暴力是指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，可以针对人，可以针对物。二是广义的范畴，是指对人不法行使有形力或物理力的一切情况，可以直接行使，也可间接行使（如对物行使有形力借以对人身形成物理影响） 。三是狭义的范畴，是指对人身直接不法行使有形力的情况。四是最狭义的范畴，是指对人身直接不法行使有形力的情况，且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。[1]大众用语进入法律领域后，便成了规范用语。因此，理解某一刑法用语的含义，不但要以专业的法律知识作背景，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具体的问题框架内加以分析，对之作出合目的性的解释。具体到抢劫罪，笔者认为，应当采纳上述广义范畴的观点。理由是：首先，直接对物行使不法有形力，从而攫取该物，在我国刑法中属于抢夺罪；其次，有些情况下，行为人可以不必直接对被害人的人身实施暴力，即可攫取财物。如突然将门从外拴住，然后当着被害人的面将放置在外面的财物掠走；最后，暴力也不必非得达到“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”，因为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始终处于反抗状态。所以，行为人取得财物既可能是“当场取走”，也可能是“当场夺走”。有的学者认为“抢劫罪的暴力、胁迫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，并不等于事实上完全压制被害人的反抗”。[2]笔者认为，这种观点不甚妥当。评价行为的程度应当从整体、从结局来判断，不应以被害人的意愿为判断之基准。而且，既然“足以压制”，怎么还会“事实上不完全压制”?再者，对“足以压制”的判断即便是采纳群体性一般性经验认识，并认为这是“从客观的基础出发看待问题”，但实际上这仍是难以定夺的甚至是不可定夺的，因为抢劫罪极其多发，其情形也是繁复多样，各不相同。而暴力的程度也是一个极其重要、不可忽略的要素。关于暴力的程度，其上限可以是故意杀人，即可以是直接剥夺被害人的生命，以彻底排除被害人的反抗，从而顺利取走财物。显然，《刑法》第263条的法条表述中并未排除“故意杀人”这种手段；而且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抢劫案件都是以此为手段，如2003年1月18日发生在沈阳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抢劫银行运钞车案，行为人采用爆炸的手段抢劫运钞车，当场致3人死亡。再者，将“故意杀人”评价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，不再单独评价为“故意杀人罪，”也是符合“一行为禁止重复评价”的刑法基本理念和原则。200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》完全支持了学界的观点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特殊防卫中的“行凶”与此相同，“抢劫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、危险物质罪”中的“暴力”亦应与此相同。然抢劫罪是极为特殊的一例，决不可不加分析地扩大化，如强奸罪中的“暴力”程度的上限则是重伤害，如果将被害人杀死后奸尸的，应认定为“侮辱尸体罪”。暴力程度的下限原则上无限制。如：某人手提一个提包行走，行为人从身后突然猛击被害人提提包的手背一掌，被害人由于疼痛而松手，行为人捡起提包迅速逃跑。虽然只有一掌，但由于是针对人身实施的不法有形力，其目的是劫取财物，完全符合抢劫罪客观行为的逻辑结构，即便与大众观念上的“暴力”有殊异，但仍不影响构成抢劫罪，绝非抢夺罪。①当然，如果行为人的暴力手段极其轻微，如推搡、拉拽，而索得的财物又较少，则不宜以抢劫罪论处，如果具备其他一些“严重情节”的话，可以考虑认定为“寻衅滋事罪”。如果连其他一些“严重情节”都不具备的话，那么就不能以犯罪论处。如：1999年11月6日上午11时，被告人余某、肖某、黄某、陈某四人来到江西省高安市购物中心看溜冰。其中3名被告携带了刀具。四被告看完溜冰后，从3楼下到2楼时，余某看见邓甲和邓乙在打台球，余某认识邓甲，便走过去拿起邓甲的球杆打球，打完后，余某对邓甲说：“你请我们吃饭!”。邓甲说没钱。余某将邓甲叫到一旁，掀开外衣，露出插在腰上的刀具，邓甲见状未作声。此时，邓乙付完钱，邓甲遂与邓乙一同下楼。四被告便跟着下楼，并说：“还没请我们吃饭呢，就想走啊!”，邓甲说自己身上只有5元，并拿出来给四被告看，肖某一把将5元钱夺走，随后，四被告将5元花掉。邓甲报案，四被告被抓获。高安市检察院以抢劫罪对四人提起公诉。高安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四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，而属于敲诈勒索的行为，但因所敲诈勒索的财物只有5元，未达到该罪的数额要求，故其行为不够成犯罪。公诉机关未抗诉。[3]笔者认为，本案当中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认定均有误。虽然余某向被害人显示刀具，但被害人“见状未作声”，而是结帐后“与邓乙一同下楼”，这说明余某的行为并未对被害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，不构成胁迫。而当被害人展示其仅有的5元时，被被告人一把“夺走”，并非被害人由于害怕而主动将5元交付给被告，所以，被告的行为性质不是抢劫，更不是敲诈勒索，而是《刑法》第293条的“寻衅滋事罪”之（三）项，即“强拿硬要公私财物，”由于达不到“情节严重”的程度，所以不够成寻衅滋事罪。如果对实践中发生的强索他人财物的行为，一概论之以“抢劫罪”，那么，不但293条之（三）项将没有立足的余地，恐怕连226条的“强迫交易罪”也几无生存之余地。一般认为，抢劫罪属于重罪。②而从刑法谦抑主义出发，不光是“入罪”要极为慎重，而且“入重罪”还是“入轻罪”更需慎之又慎。因为高度类型化、抽象化的犯罪行为有时仅仅体现出“形式违法性”而欠缺“可罚的违法性”，这样容易导致一些表面上具有“形式违法性”，但实际危害甚微的行为也被以某一重罪论处。而刑罚用之不当，则不但起不到特殊预防之目的，反而会成为行为人向恶的转折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届全国人大第14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，都提到了“宽严相济”的刑事政策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强调，坚持区别对待，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，对主观恶性小、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、初犯、偶犯和过失犯，应慎重逮捕和起诉。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。[2]582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对此类犯罪行为定性起到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。